在防范单一民族论的本位主义的同时, 还应警惕大民族主义的文化策略和学术导向。

被遗忘权并不是任意删除，也不是对个人信息、人生痕迹的任意涂改或掩过饰非，而是通过纠正网络时代的信息泛滥、过度便利和价值背离，保障每个人的人格得以自由发展，而不是生活在过往的阴影之中。利益相关方的权利主要有两项：一是对于信息处理者的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二是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

人可能因先前行为损害其社会形象或名誉，乃至声名狼藉，但仍有获得社会谅解、重新树立个人形象的需求。但是该法对于13岁以上的青少年没有提供特别保护，也没有规定未成年人享有删除信息的权利。而对于社会整体而言，给予未成年人以更多的谅解，是一种必要而倍受推崇的社会价值。[53]信息变得陈旧，越来越不准确、不可靠，如对上述抢劫的新闻公众会逐渐丧失兴趣，也不再据此作出即时决定。此时，信息即应受到目的性限制规则的限制。

如果此时信息已然删除，则可能影响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如某乙所拍摄的包括某甲在内的朋友聚会合影，经某甲同意后由某乙上传至社交网络。[6]既然如此，那么我国《反垄断法》为何在此重蹈覆辙呢？ 对此，作为当年这部立法的主要推动者，时任国务院法制办主任的曹康泰先生作了深刻的说明：从行政体制上看，对于包括地方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内的行政机关和公共组织的行为，由同样作为行政机关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去处理，是不顺的，不符合行政权力运行的基本轨道，很可能将反垄断执法机构置于和各级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立的地位，引发行政架构内部的矛盾。

但依据反垄断法的市场竞争效果标准，导致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政府行为都可能被认定为具有违法性。虽然法律已经对行政性垄断作了明令禁止，但是确实还有不少行政主体因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类潜在的风险而未积极采取措施规范工作，从而过失性地导致行政性垄断的发生。行政垄断属于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不属于行政不当行为，也不是行政程序违法行为，故对行政垄断适用‘责令改正于法无据，于理不通。【中文关键词】 行政性垄断。

深度检视我国当前不同程度存在的不同地区的垄断问题，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有些情况下的任意作为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成因，此外，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掺杂进去的地方保护举措对此也有比较重要的影响。我国《反垄断法》在第一章总则对所禁止的垄断行为的概括描述是用两个条文来进行的，即第3条和第8条。

根据以往的实践来看，无论是原始类的行政性垄断还是质变类的行政性垄断，一旦它们由初始的增量变成后来的存量，针对它们实施的竞争规制就很有可能面临着这种潜在的问题。虽然同一主体内部传承这种情形在此的问题特质可能相对弱一些，但是不同主体外部传承这种情形在此的问题特质应当是非常突出的。四、结语 虽然行政性垄断的治理是一项系统化的社会工程，它不仅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内容，而且还涉及多个部门的法律制度，但是素有经济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毫无疑问应当是其中的核心。[13]王天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学习时报》2013年11月18日，第4版。

这是有前提性条件的，即法律所规定的责任必须具有足够的威慑力。然而，对此问题的揭示过程不仅具有重要的形式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质价值。就形式意义而言，此举使得行政性垄断的竞争规制突破了传统的事后性，将对行政性垄断的治理进行了大幅度的前移，其实质意义更大。同时，以使用行政权力不合理排除、限制竞争来厘定行政性垄断则能够将我国当前在经济领域还存在的虽然形式合法但是实质却不合理的，明显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行政行为纳入反垄断规制范畴。

[17]虽然不可否认的是，行政性垄断的法律责任相对于经济性垄断的法律责任而言在制度设置上确实存在很多难点，比如，以最为常用的行政罚款手段为例，对于实施行政垄断的行政机关不宜规定行政罚款，这是因为罚款的直接承担者如果是行政机关，其经费是国家财政拨款，而罚款最终又是上交国家财政，这种流转过程既不能体现对违法者的制裁作用，也没有多大的实质意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已经存在兜底条款的情况下，像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性的条款还在总则部分（第六条）作规定是非常值得商榷的，那样，除了导致出现可有可无的条款以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立法体系出现局部的混乱。

然而，众所周知，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这已为十九世纪欧洲和北美洲大多数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就所证明。根据现行的地方政府组织法律体系及其治理规则，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都有权依照既有的决策机制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对符合条件的特定企业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给予数额不等的经济补贴。

从整体角度来看，此举必然不是较为理想的做法。如果当事人因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而导致违反禁止性规定，那么法律只需照例对此追究责任即可。在这种情况下，规制行政性垄断的立法就不能只要求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19]还应当为了确保其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出现这类问题对行政机关事前必须采取的措施作出具体规定。根据我国《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各级权力机关依法监督行政部门的社会管理活动。相对于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结果性而言，为此进行的规范工作在性质上更多具有流程性。[5]参见王晓晔：《反垄断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87页。

[22]参见熊英：《地方立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中国改革》2005年11期。在此社会背景下，防止地方保护主义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合法化成为我国改革必须解决的另一个社会治理问题。

其规制方法相对欠缺，需要加以完善。因此，这种潜在的逻辑演绎毫无疑问只有形式意义，并无实质价值。

[16] 行政垄断属于滥用行政权力，应受到相应的行政处分，但在责任追究上，仅靠行政处分难以最大力度限制行政垄断行为。众所周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如果行政主体对此没有作出合理的应对，那么以此为由对其进行追责和惩罚就顺理成章了。从我国《反垄断法》13条第1款、第14条、第17条第1款的规定来看，对于无论是横向垄断协议还是纵向垄断协议或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兜底条款，立法都是采用了以非程序前置性质的方式将其授权给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来进行处理。第二，它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反垄断执法机构执法的畏难情绪。未经国务院批准，各部门起草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发展规划和区域政策都不得规定具体税收优惠政策。

[10]虽然地方政府采取的这类财政补贴在客观上妨碍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但是我国《反垄断法》对此并无规制力。既然对竞争机制的不同程度抑制成为政府干预弥补市场失灵的必要组成部分，无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社会资源配置上采取的是政府主导模式还是市场主导模式，它们都应当通过某种方式对此加以有效确认和有效外化。

可以说，引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非常契合完善行政性垄断的法律治理需求。我国《反垄断法》对行政性垄断行为的规制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立法应当将行政性垄断的法律要义表述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使用行政权力不合理排除、限制竞争。

关于第3条所规定的垄断行为与第8条所规定的行政性垄断之间的关系，就形式而言，它们客观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前者针对的行为主体是经营者，指向的影响力量是私权力，后者针对的行为主体是行政主体，指向的影响力量是公权力。除了前述两种潜在理解方式以外，还有些专家对此主张只要行政主体所实施的行政行为不合理排除、限制竞争，就构成行政性垄断。

【期刊名称】《政治与法律》【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 进入专题： 行政性垄断 反垄断法 。因此，第8条至少在理论上也应当不再可能是一般条款或者再被当作一般条款。[11]参见张占江：《政府与市场和谐互动关系之经济法构建研究——以社会中间层主体为路径》，《法律科学》2007年第3期。三、行政性垄断行为规范规制方法的相对欠缺及其克服 我国《反垄断法》对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施加的法律义务只是禁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

税负是所有企业都会面临的经营成本，任何非普惠性的税收减免都会使得部分经营者就此在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上获得一些额外的竞争优势。因此，若要评判政府行为的正当性，应当调整评判标准，以市场机制是否受到损害为基本标准，突破合法性审查的框架，凸显合理性审查要求。

较为稳妥的做法是作出如下安排：删除我国《反垄断法》8条、第33条的兜底条款与第37条，尽量列明所禁止的以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实施的行政性垄断，另外采用一个单独的条款对行政主体以其他方式实施行政性垄断作出兜底性禁止。虽然此类新增的行为规范同样因立法无法对行政主体施加行政罚款这类常规化的行政责任而可能得不到有效遵守，但是它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均是有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的。

另一方面，它为政府干预市场竞争划定了更为严格的界限。如前所述，行政行为不同于商业行为的特殊性决定了行政性垄断的立法不能只是要求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还应当对行政主体为了确保其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出现这类问题而事前必须采取的措施作出具体要求。